伍云生/口述

我是育才学校普通组的学生，是在陶行知校长和老师们的精心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合川解放后，我在合川县文化教育战线上工作。

实践证明，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在合川县自费创办的育才学校，是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实践的基地，它成功地为党和国家培育出一批又一批坚强的革命战士和建设人才，这是陶先生给祖国和人民留下的宝贵财富。

育才学校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自筹经费创办的一所学校，于1939年7月20日成立，校址在合川县草街乡凤凰山上古圣寺。学校的主要教育方针是教育学生“学习民主，帮助创造民主的新中国；学习科学，帮助创造科学的新中国。”其目的就是为将来的新中国培养有用之才。学校招收的学生，都是从各个保育院收容的从沦陷区流亡出来的难童。在这些孩子中间，采取文化考查和智力测验的方式，择优选拔具有特殊智力，年龄在6~16岁的少年儿童入学。入学后，根据他们不同的爱好和天赋的智能，分别参加音乐、戏剧、绘画、文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六个组学习。后又根据需要，增设了舞蹈组、普通组和小学部，陆续吸收了部分难童和当地少年儿童入学。开学时有学生152人，其中难童140人，还有朝鲜革命干部和烈士子女3人，后又陆续增加到300多人。

一、追求真理学做真人

育才学校实行民主教育，不设“训育处”，不用国民党政府审定的教科书，不上“公民课”，这和当时国民党实行封建法西斯教育从根本上对立起来。学校重视全面发展和因材施教，既要让学生获得必需的文化科学知识，又要使学生的特殊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学校开设了两类课程：一是普修课，一是特修课。普修课与普通中学的课程基本相同，是解决共性的问题。以语文、数学、外语和政治为重点，增设《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还经常选用《新华日报》《群众》杂志上的好文章，作为学习教材。当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就成为当时的语文教材。特修课是根据各组学生学习需要设置专业课，是用来发展学生的特长、兴趣和爱好，是解决个性问题的。两类课程的比例，在开办之初各占一半，后经过经验总结，普修课增加为三分之二，特修课减少为三分之一。每天上午分年级学习普修课，下午前两节按组学习特修课。此外，还统一设置了生产劳动课。学校实行以课堂为主的分级分组授课制，其具体办法比较灵活，不强求一律，而是承认差别，讲求实效。如有的同学外语基础好而数学基础差，就可以学习高年级的外语和低年级的数学。在鼓励学生向专的方向进取的同时，又引导他们向博的方向发展。除学习本组的特修课外，还允许他们根据自己的爱好，选学别组的特修课。

学校的教学方法是实施陶先生教导的“教学做合一”。真正做到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十分注重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启发诱导，摒弃“填鸭式”的教学方法，为了保证学生课内课外，从书本上学和实践中学结合起来，教师既要讲授基础知识，又要指导学生自学和集体讨论。还经常组织学生到工厂、农村和有关单位去采访、调查、见习。要求他们运用课堂上所学的理论知识，对实践中搜集的材料，加以分析研究，综合整理，或写出新的创作，或写出调查报告、学习心得。这样，发挥了学习主动性，培养出他们观察、探索、分析问题的能力和创造精神。音乐、戏剧、舞蹈等组演出的节目和绘画组展出的美术作品，都是同学们自己创作的，不仅有鲜明的政治内容，而且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民主风格，很受群众欢迎。有时，师生之间对问题的认识发生了分歧，可以各抒己见，展开争论，求得意见统一，但彼此都要服从真理。

学校是通过集体生活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和良好习惯的教育。学生的集体生活是由学生民主选举出来的学生自治会管理的。学生自治会和各级学生干部负责领导、组织全体同学的集体劳动和学习。学校订有奖惩办法，办法中没有体罚和开除。教师对学生的错误和缺点，采取说服教育，如个别谈话，或召开生活检讨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帮助他们提高认识，让他们自觉改正。从不简单粗暴，板起面孔训人。最严重的处分是“离开学校的集体生活”，换个环境给予教育和反省的机会。待本人对错误有了认识、改正后，再回到集体生活中来。就这样，不断的循循善诱，同学们都自觉地养成了“追求真理，学做真人”的思想品德和良好习惯。

学校一开始就重视劳动教育，在“集体创造月”里，就有计划地组织全校师生以智慧和劳动在荒山顶上与小溪旁边开辟了四个露天讲座。在深湾的溪沟里修坝，修建了两个游泳池，建造了一个露天舞台，充实了图书馆，建立了自然科学馆，历史、地理陈列馆和艺术馆。随后又开展“寸土运动”，从事开荒种菜，经营果木，喂养羊、兔等。采取分组包干、责任到人的办法，由劳动干事督促检查。生产成果八成归公，二成归个人。自然组还给庄稼地、菜地、羊兔圈等分别挂上动植物试验园地。师生们在以“预防为主”的原则指导下，一齐动手，消灭蚊、蝇、鼠、臭虫，开辟饮水井，改造厕所等工作。在“一切排起队伍来”的号召下，师生们立即动手，将全校的公私物品、生活用品、文化用品及劳动用品条理化、美观化，做到整齐清洁，美观大方，实现了陶先生“创造生产的园地、健康的堡垒、艺术的环境”的要求。学校离嘉陵江还有一段小路，每次由江边运粮到学校，都由师生分段接力运到凤凰山上的学校，省下的运费给师生加菜，补充营养。通过劳动锻炼，一方面使学生们认识到劳动光荣，同时为他们日后独立生活打下基础。

学校每天早上的“朝会”，又叫“文化早餐”，也别具一格，不同于普通中学的“精神讲话”，而是每周有一个中心，由各组轮流主持。主持人围绕中心分头准备，利用早操后集合的一刻钟向大家报告。其间，社会组讲中国各党派情况，如各党派历史、主张、代表人物等；自然组讲爱迪生，如爱迪生的历史、家族、研究精神、发明等；文学组讲报告文学，如什么是报告文学？怎样写报告文学？报告文学作品评价等。利用短暂的“朝会”时间，学生们得到了在课堂上得不到的东西。日积月累，积少成多，丰富了学生的知识，活跃了学习空气，促进了教育质量的提高，扩大了教学效果。《每天四问》，即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问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育才十二要》，即一要诚实无欺，二要谦和有礼，三要自觉纪律，四要手脑并用，五要整洁卫生，六要正确敏捷，七要力求进步，八要负责做事，九要自助助人，十要勇于为公，十一要坚韧沉着，十二要有始有终。《育才十字诀》，即一个大脑，二只壮手，三圈连环，四把钥匙，五路探讨，六组学习，七（集）体创造，八位顾问，九九难关，十（誓）必克服等。这些都是陶先生在“朝会”上讲解的，对学生的启发教育很大。

学校的课余活动也是丰富多彩的，绘画组成立绘画研究会，经常举行“星期画展”，出版木刻集《幼苗》；文学组开展对当代作家和作品的研究，成立鲁迅研究会、伕名社，出版《雏燕草》；自然组成立谈天会，观测天象，绘制星座图；社会组用白布绘制两幅色彩鲜明的大型地图，一幅是“苏德战场形势图”，一幅是我国“抗日战争形势图”，把它挂在教室的墙壁上，牵上绳子，插上小旗，由专人负责根据战争发展情况随时移动，使大家一目了然地看清苏军与德军，八路军与国民党军、日伪军的作战地区和战场形势。社会组还每天把《新华日报》的重要消息，用小黑板公布出来，帮助大家学习时事政治。各组还经常举行各种讨论会、辩论会、讲演比赛会和文化晚会。

陶先生为了增进学生知识，扩大学生眼界，进一步了解国内外时事政治，经常举办林间讲座，聘请当时社会名流、专家学者来校作报告，作讲演。先后受聘来校的有吴玉章、郭沫若、周扬、翦伯赞等。用陶先生的话说，“给他们以做一个合格公民的知识。”

经过两年的认真学习，陶先生见到学生进步显著，已初露才华，就建立幼年研究生，有重点的悉心培养，以期“在追求真理上追求真理”。有27名十三四岁的学生，在专业教师的辅导下，开始搞专题研究。有的研究鲁迅的《阿Q正传》，有的研究诗歌创作，有的研究苏德战争和国际形势，有的研究戏剧表演和剧本创作，有的研究钢琴弹凑和作曲。并成立了谈天会，研究天文；建立了植物组，研发蔬菜栽培；组建了育才合唱团、育才美术团、育才实验剧团等，进行各种专业知识的学习和研究。在半年多的时间内，他们创作了四个剧本，27首歌曲，写出研究报告十余份，自制教学仪器30多种。由于学生刻苦学习、钻研，提出了许多在学校不能得到解决的问题，显然，仅靠学校原有的师资、图书、仪器、设备，已不能满足学生的学习要求。有鉴于此，陶先生提出根据各组不同需要，组织见习团，让学生走向社会，到工厂、农村、艺术团、科学社及各类专家、学者的住处，进行调查和见习。要求学生要以见习的成绩向全校师生和社会汇报。于是绘画、戏剧、文学、社会、自然以及音乐等组，都先后到重庆见习。1942年1月，绘画组在重庆举办了“抗敌儿童画展”；戏剧组在重庆公演大型儿童话剧《表》；音乐组在重庆举办音乐广播会，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和鼓励；社会组一个研究苏德战场战争形势的同学，写成20万字的研究报告，当他向重庆市文化界前辈作汇报后，受到专家们的赞扬，以后苏德战争的发展，证明他对战争的分析和预测是正确的。通过上述学习、探索、调查、研究、见习，不断地提高了学生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培养了他们的创造精神，致使许多同学后来都成了专家、学者。

学校根据陶先生“孩子们从老百姓来，他们还要到老百姓中去，为老百姓造福利，为整个人类谋利益”的意图，一开始就重视做社会工作。每周有一个下午或两个晚上，同学们就三五人一组，在青年教师率领下，到附近的农村、作坊、煤窑，访贫问苦，免费送医送药，打扫卫生、挑水，教工人、农民唱抗战歌曲，讲抗日故事，宣传抗日等，深受群众欢迎。同学们把这些活动称为“走亲戚”。还运用“小先生制”为附近农村、工厂办起工人、农民识字班40多个，教农民、工人及其子女识字。有一位50多岁的任老太太，原来一字不识，育才同学教她读书识字，一年后，她写出《小山头上》诗一首：走出门外看见山，睁眼看见山套山，野花青草围山边。立在小山头上往下看，一滴滴的血，一滴滴的汗，流出血汗吃不饱饭。

从这首诗中就能看出，育才群众工作的内容和成绩。逢年过节育才学生还要为贫苦农民演出和联欢。师生和老百姓打成一片，亲如家人。随着革命形势的需要，在中共育才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进一步深入农村、工厂、学校，开展群众工作，广泛进行宣传教育。艺术组配合当时的政治斗争展开了各种活动，在重庆、北碚、合川等地演出话剧《小主人》，四川方言剧《啷格办》《抽壮丁》，表演唱《茶馆小调》《古怪歌》《王大娘补缸》，秧歌舞《农作舞》《朱大嫂送鸡蛋》《朱警察查户口》等节目。这些节目既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又有炽烈的爱国热情，群众非常欢迎。1945年学校迁到重庆红岩村后，师生们积极投入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各项政治运动中去，个别师生还秘密参加了《挺进报》《反攻》《突击》等地下刊物的编辑和发行工作。同学们在革命实践中受到了锻炼，提高了觉悟，茁壮成长起来。他们有的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有的成为建设人才，有的投身于文艺工作。从育才学校成立到解放战争时期，一批一批的育才学生被输送到延安、苏北和中原抗日根据地，有的同学还被送到皖南、浙东和川东的游击区，参加革命斗争，其中不少同学在革命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新中国成立后，育才学生在不同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学校的师生关系是平等的。教师是为了祖国的抗战大业，为了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才到育才学校从事教育工作的，都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强烈的事业心。学生大多数是在战争的烽火里流离失所，孤苦零丁的难童。他们来育才读书，都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都有较高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在教师的教育下，都希望学好本领，增长才干，为抗战建国出力。育才师生之间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和坚固的凝聚力，所以面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种种政治迫害和经济封锁，都能够团结战斗、风雨同舟，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终于战胜邪恶，完成了学业。育才师生的关系亲如家人，课余时间，大家一起唱歌跳舞，一起打球、拔河，一起参加劳动，许多成果都是师生共同的结晶，如很受群众欢迎的秧歌舞《朱大嫂送鸡蛋》，就是陶先生配词，音乐组学生谱曲，戴爱莲老师导演，戏剧组学生演出的。在他们之间，教师像大哥哥、大姐姐那样关心、爱护和培养学生；学生也尊敬和热爱老师，称青年教师为“大哥”“大姐”，称老年教师为“老夫子”“先生”，甚至亲昵地称呼教师为“妈妈”。在“爱满天下”的育才学校里，教师和学生，既是师生，又是战友。这个集体里，充满了民主和进步的气氛。

二、艰苦创业勤俭治校

育才学校的经费来源，除少量的难童保育费和赈济委员会支持的经费外，主要靠各界人士捐款援助。援助最多的是宋庆龄、沈钧儒、冯玉样等。由于国民党统治区货币贬值，物价飞涨，生产萎缩，民不聊生，育才学校要维持200多名师生生活和学习费用，是相当困难的，师生都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教师除由学校供给食宿外，每月只能得到很少的零用钱，没有工资。特别是皖南事变后，撤走了部分优秀教师（共产党员），在师资缺乏的情况下，想了不少办法，坚持教学。小学部设在离校本部一里多的明家院，只有两个教师负责教学和生活管理，他们推行“小先生制”，大部分课程由各组的大同学担任。没有计时的钟，就用敬神的香来代替，点完一支香，就算上完一节课。绘画组没有素描纸，就用四川土产嘉乐纸代替；没有炭条，就把桑枝、枫枝装在铁盒里烧焦后使用。各组根据教学需要，因陋就简，自制出大量教学用具和模型标本。小学部一日三餐的饭菜，由学生轮流到古圣寺抬来吃。

国民党反动派对陶先生办育才学校非常仇视，多方刁难，他们妄图把育才学校改为公立，按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规定办学，并要派政府官员参加学校领导。这些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陶先生痛斥和拒绝，于是反动政府就玩弄各种阴谋诡计进行迫害。如不让育才学校立案，不拨给教育经费，阻挠爱国人士和民主人士捐款等，企图利用经济封锁的办法，使育才校财源枯竭，厨房断炊，自动关门。但陶先生毫不示弱，坚决按照自己愿望办学，各方面对育才校伸出了援助的手，使上述阴谋遭到可耻的失败。1941年4月16日，陶先生在晨会上对全体师生说：“由于物价飞涨，反动派对我们的经济封锁和政治迫害更加厉害了，学校的经费已临山穷水尽难以维持的境地。但为了祖国幼苗的培养，我不怕封锁，不怕迫害。从前，山东有一个武训先生，他是个乞丐，靠乞讨兴办了三所学校。而我是一个博士，社会条件比他好，难道一所学校也不能维持下去吗？这样我怎么对得起小朋友，对得起中华民族呢？！我决心要把育才学校办下去。最近有几个好心的朋友对我说：‘环境如此艰难，丢下育才学校吧！何必顶着石臼做戏，抱着石头游泳呢？！’我想了几天，现在想通了，我不是抱着石头游泳，而是抱着爱人在游泳，越游越有劲。我要游过急流险滩，达到胜利的彼岸。现在我宣布：我决心向武训学习！我们师生员工，来做一个集体的武训！大家同心合力，一定要把育才学校办下去！”陶先生慷慨激昂的一席话，使在场的全校师生为之动容，一致表示，我们要做集体的新武训，我们要当新武训的学生。这以后，陶先生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募捐上。在重庆设立办事处，抽出几个大龄同学协助开展征集“育才之友”活动，向社会各界人士募捐。师生们也节衣缩食，把原来每日三顿干饭改为稀饭，后又改为两顿稀饭。蔬菜每人只能分到十几颗胡豆。在此期间，全校停止了体育活动，以减少消耗。学校还组织部分大龄同学到离校十几里的马家沱、光铁坡等地开荒生产，种植杂粮、蔬菜来补助伙食。“人心齐、泰山移”，育才师生虽然处在艰苦险恶的环境下，但团结一致，众志成城，终于克服了困难。

三、党对育才校的关怀和领导

陶先生创办育才学校，得到爱国民主人士的赞同和支持，特别是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关怀和领导。1939年中共北碚中心县委书记李亚群根据川东特委的指示，派林琼到育才学校组织中共育才学校地下党支部，并担任党支部书记，任务是与陶先生亲密合作，支援陶先生和校内进步教师团结全校职工把育才办成抗日的、进步的学校。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委派共产党员王洞若、戴伯韬、帅昌书、陆维特、魏东明等组成另一个中共育才学校地下党支部，由南方局直接领导，支持和协助陶先生筹备和办好育才学校。1940年夏，周恩来代南方局委派的育才地下党总结创校一年的工作汇报会议期间指出：“支部在那里首先要搞团结工作；首先要帮助陶先生把育才办好，如果……那首先要找支部书记。”从周恩来提出的三个“首先”，可以看出党是非常爱护育才学校的，要求党支部起保护作用，核心作用。

1940年9月24日，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徐冰、张晓梅的陪同下，专程从重庆到育才学校参观。他们在师生欢迎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给同学们题词。周恩来题词是：“一代胜似一代。”邓颖超题词是：“未来是属于孩子的。”这表达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育才学校的鼓励，也是对育才学校学生的殷切期望。他们参观后，特捐助400元购置运动器具，供孩子们锻炼身体。

1941年皖南事变后，部分共产党员、优秀教师撤走。中共地下党的两个支部合并为一个支部，由廖意林任书记，继续让党支部成为陶先生办好育才学校的得力助手。

1943年，中共中央驻渝办事处徐冰送给育才学校一套陕北南泥湾垦荒大生产的照片，这对师生教育、启发很大，育才开始学习南泥湾精神，积极投入生产自救，以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3月初，50余名师生、员工，带着工具、炊具、行李，到澄江镇光铁坡开荒30余亩，建立了育才第一个农场。同年，印度发生严重自然灾害，灾民在死亡线上挣扎，陶先生教育学生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救济印度灾民，育才师生再一次进军光铁坡，用开荒生产所得，全部赠送给印度灾民。

1945年秋，育才学校的舞蹈、戏剧、音乐、自然科学四组和小学部都迁往重庆红岩村，与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为邻，党的许多领导同志也经常到育才来“走亲戚”指导工作。1946年1月，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为欢迎叶挺将军光荣出狱的欢迎会上，育才师生表演了节目。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出席了欢迎会。周恩来讲了话，他鼓励育才的同学们“要做小先生，为人民服务”。1946年周恩来离开重庆去南京时，曾亲自对重庆育才学校校长孙铭勋指示：“你们要坚持战斗，千方百计地把育才学校保存下来就是胜利。”同年年底，育才学校按月接到重庆大川银行领款通知，新中国成立后，才知此款是周恩来关照重庆地下党资助的。

1947年3月初，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重庆的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被迫撤离重庆，工作人员回到延安。重庆红岩村办事处的房屋、家具、图书，全部赠送给育才学校。中共南方局撤离后，重庆育才地下党支部接受江姐（江竹筠）领导。育才个别师生秘密参加了党领导的地下刊物《突击》《反攻》《挺进报》的编写和发行工作，起到了动员群众、打击敌人的作用。

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反动政府对育才学校的政治迫害变本加厉，经济上再次面临绝境。在这最困难的时刻，学校突然收到林森路一中药房送来给校长孙铭勋一张领取汇款银元800元的通知书，真是“雪里送炭”。新中国成立后才知道款子原来是周恩来指示香港地下党员袁超俊汇来的。同年11月，重庆育才师生通过地下党得到了登载在《群众》杂志上的新中国国旗图样，大家欢欣雀跃，秘密地绘制了一面五星红旗准备迎接解放。11月30日重庆解放了，育才师生编制的这面红旗冉冉升起在市中心的抗战胜利纪念碑上（即现在的解放碑），这是重庆市升起来的第一面国旗。（口述者简介：伍云生，育才学校学生，接受了育才学校的革命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