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小说中，有一位女革命者，她在被抓进渣滓洞监狱后不久便生下了一名女婴，难友们亲切地称该名女婴为“监狱之花”。在华蓥山下的滩子坎（今属草街街道），有一个梨子林院子，附近村民说，这里就是“监狱之花”的母亲原型左绍英的老家。

　　6月2日上午，记者前往位于草街街道玉龙村2社的梨子林院子，去到左绍英烈士老家时，只见屋门口坐着一位老奶奶，一位中年妇女正在为她换洗衣服。村民说，这位老奶奶名叫左绍结，今年76岁，是左绍英烈士的亲妹妹，那位中年妇女名叫黄光勇，是左绍结的女儿。　

“左绍英烈士是我的大嬢，我妈妈是她的亲妹妹，她们两个的长相都差不多。”黄光勇说，左绍英就在梨子林院子出生，后来出去参加革命，华蓥山武装起义失败后，又怀着身孕回到老家梨子林院子隐蔽，不料被敌人发现，在向山里转移的过程中不幸被捕。

　　为寻找左绍英的被捕地点，草街街道玉龙村2社社长温世兰和黄光勇为记者带路，去到距离梨子林院子约3公里处的一个山湾。这个山湾名叫皂角树，皂角树上面就是一个名叫黑泥湾的山垭口，当年左绍英就是乘着滑竿从梨子林院子向华蓥山深处的黑泥田转移，当滑竿经过距离黑泥田大约1公里的黑泥湾山垭口时，因新绑的滑竿被抬断，左绍英掉在地上，脚也被摔伤，随后躲藏在黑泥湾下面的皂角树稻田里，被追上前来的敌人抓住。　

据温世兰介绍，以前皂角树这里并不是现在的竹林，而是几块稻田，因稻田边有一棵高大的皂角树，这个地方因此而得名。如今，皂角树的稻田变成了茂密的竹林，红岩英烈左绍英在此次被捕的事，至今仍留在当地村民的记忆中，大家都说左绍英是一位可歌可泣的英雄！

　　左绍英，1919年出生于合川县滩子坎梨子林院子的一个贫困农民家庭。她12岁就给地主当丫头，每天上山打柴、下地干活，终日劳累，朝不保夕，艰难地度过了童年。1938年，进入北碚澄江镇纺织机织布训练班，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2月，经中共地下党员马中建介绍，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左绍英全身心投入党的工作，不久被党组织任命为北碚黄桷棉纺织生产合作社党支部组织委员。1941年，她经党组织派遣到沙坪坝重庆裕丰纱厂做工运工作。1942年，与时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的王璞结婚。其间，她帮助许多同志接上了组织关系，还不时冒着危险通知已经暴露的同志转移。1947年10月，王璞出任中共川东临委书记兼上川东地（工）委书记，根据上级指示，中共川东临委决定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以开展武装斗争。作为临委交通员的左绍英，具体负责联系上川东各县党组织的工作。　　

1948年春夏，重庆《挺进报》事件和“6· 1”大逮捕迅速波及到上川东及整个华蓥山区。因时任中共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工委书记刘国定及市工委副书记冉益智先后被捕叛变，中共川东临委上川东地工委委员兼第五工委书记骆安靖及中共党员丁胜鹏、唐玉坤、左国政、屈懋修等人相继在广安被捕，上川东党组织受到严重威胁。很快，敌人把追捕目标盯上了中共川东临委书记王濮及其妻子左绍英。

　　随着敌人的追捕越来越紧，怀有身孕的左绍英不能与王璞一起东奔西跑，只好在合川县城的表姐家隐蔽。因合川县城里布满了特务、暗探，左绍英不得不挺着大肚子，潜回华蓥山下的娘家合川县滩子坎梨子林院子。　　

而此时的滩子坎，也布满了敌人的耳目，特务曾多次到滩子坎一带搜捕，均一无所获。为尽快抓住王濮，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警备司令刘雨卿决定集中力量，率先抓住左绍英，只要抓住了左绍英，抓捕王濮就不成问题。他们责令当时的合川县县长李少雄，要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一切代价，限期将左绍英缉拿归案。

　　1948年10月，王璞的“合伙人”黄殿尧在合川被捕。李少雄责令滩子坎乡长梁学铭，亲自带领保密局特务黄纯清、黄森扬，并押着王璞的同事黄殿尧，到左绍英老家滩子坎作进一步搜捕。　　

特务一到华蓥山下的滩子坎，乡长梁学铭则大摆宴席“接风”。时任乡队附的左绍英堂兄左绍先也在一起喝酒。由于左绍先喝酒贪杯，不慎失言，无意间透露了左绍英的隐蔽地点。

　　“快！左绍英藏在滩子坎梨子林院子！”特务一听，当即丢下酒杯，紧急追捕。　　

见特务去抓自己的堂妹，酒后失言的左绍先惊慌失措跑出餐馆，找熟人报信。慌乱中，左绍先遇上了左绍伯：“绍伯，坏大事了！你快到梨子林院子去通知绍英妹子，重庆来的人抓她去了！”

　　而令人遗憾的是，左绍伯因长期抽大烟，跑不动。于是又只好拜托梁伯泗报信。梁伯泗一接到消息，随即操近路，风风火火赶到梨子林院子，并帮忙绑了一架滑竿。　　

“快，绍英，朝后山走，到黑泥田梁四合家躲起来！”因行动匆忙，新绑的滑竿在前往黑泥田途中的黑泥湾垭口被抬断，左绍英摔在地上，脚被摔伤，难以走动，于是便躲避在黑泥湾下面的皂角树稻田里。

　　“跑，我看你往哪里跑？”特务很快便追了上来，从皂角树稻田里抓住了左绍英。随即，特务又重新找来一架滑竿，强行将左绍英抬到嘉陵江边的木马沱，并用船运至合川县城。　　

“左太太，你老实说，你那‘匪首’丈夫王璞在什么地方？”李少雄与特务一起会审左绍英，左绍英死活不愿开口。敌人审讯了一天，结果一无所获。恼羞成怒的敌人，对怀有身孕的左绍英施以酷刑。

　　“我只是一个家庭妇女，什么都不知道。莫说受刑，就是杀头，我也说不出王濮在哪里。你们实在要想知道，有本事问王濮去！”左绍英斩钉截铁回答道。　　

第二天，无可奈何的敌人只好把左绍英押送重庆，关进渣滓洞看守所。帮助左绍英隐蔽、转移的左绍伯、梁伯泗等人，也因“通匪罪”而遭到被捕。

　　左绍英被捕一个月后，在狱中早产了一个女婴，同牢的难友称之为“监狱之花”，而国民党特务则将这无辜的女婴纳入政治犯之列，编号为“401”。在重庆解放前夕的“11·27”大屠杀中，华蓥女儿左绍英与她不满周岁的“监狱之花”壮烈牺牲，母女的鲜血染红了红岩。

记者 周云　本版图片除资料图外由记者周云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