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皆知文房四宝，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其中的“砚”。

砚台是伴随着笔和墨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汉代由于发明了人工制墨，墨可以直接在砚上研磨，于是砚台开始发展起来。经过很长时间的历史，砚台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工具，而成为了集雕刻，绘画于一身的精美工艺品，成为文人墨客收藏的对象。

合川峡砚与金音石砚、虁砚并称为“巴渝三大名砚”，数百年来随着传统手工艺的逐渐失传，现在只有三峡石砚被完整地传承下来了，还有不断的作品产出。

合川峡砚又称墨玉宝砚、钓鱼城峡砚或三峡石砚台等，采用嘉陵江沥濞峡段的天然峡石精雕细琢而成。独在这里的峡石（又称“黑玉石”）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并且石质细腻、色泽淡雅。以此石为砚，不仅不损笔锋，而且砚中蓄水，数日不干，储墨不腐，是极佳的砚台原材料。

宋代初期，合川本地从事砚台的制作人屈指可数，但雕刻技艺远近闻名。后来随着南宋中晚期宋蒙交战，合川峡砚制作曾一度停止，到了明代才恢复了砚台的制作，到了明末，又由于战乱，工匠为了躲避战乱，举家外出，致使合川峡砚的制作再度中断。

合川峡砚雕刻技艺传承的道路艰难曲折。合川峡砚的雕刻制作始于宋代，本地从事砚台的工匠虽屈指可数，但雕刻技艺却远近闻名，制作生产的峡砚与当时的“四大名砚”不分上下。后来，随着南宋中晚期宋蒙之间的交战，合川峡砚制作曾一度停止，到了明代才恢复了砚台的制作。明末时期，由于战乱原因，制作砚台的雕刻工匠为了躲避战乱，纷纷举家外出，致使合川峡砚的制作再度中断。清康熙年间，由“湖广填川”的移民与当地的民间艺人李银山又开始从事这类手工雕刻工艺。

及至近代，以王智贤为首的民间艺人在继承传统峡砚制作技艺的同时，开始了从单一的方型、条型、小圆型演变为自然形状的多种异型体峡砚的尝试，他们还在砚盖刻上竹石、花草、鱼虫、仙佛仕女、古圣先贤、龙凤等，颇得社会人士好评，合川峡砚被列为“中国十大名砚”，上海的“四宝斋”、徽州的“老胡开文”、汉口的“邹紫光阁”等知名文具店都前来订货。王智贤成为峡砚使用保护油，用蜡油抛光，并将各种图案刻于砚上及镂空雕刻的创始人之一。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自幼跟随父亲王智贤学艺的王卫国、王建国、王富国、王强国、王正国五兄弟为代表的民间雕刻艺人，与雕刻艺人易宗毅一道，将峡砚雕刻技艺传承至今。从20世纪80年代，峡砚由几个款式发展到近百个品种，雕刻从以前单一的平雕、阴刻、钻花、圆雕、浮雕、镂空，发展成浮雕和镂空相结合等多种手法相结合的复杂工艺，其造型的特点也更为明显。产品远销北京、上海、广东，以及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

一方峡砚的制作，需要经过选材、制图、造型、细磨、上色、抛光、评选、包装等十几道工序，再由雕刻艺人们使用刻刀、钻子、磨具等工具手工打磨而成。

且不说石工在石场窑洞里开采原材料和山路上远距离搬运的艰辛，也不必说大师们起龙甲点龙眼时精雕细刻的微妙刀法，单是工匠们使用刻刀、手锤和钻子等工具进行初步造型时工序的娴熟高超技艺就会让你叹为观止。他们胸中有祥龙百凤，有奇花异草，有历代文人墨客的名篇巨制，还有本土异域的风土人情和名胜景观，总之，他们是胸有成竹。他们在既定的石材上采用打、凿、刻、挖、钻等技法对石材因式造型，要把粗糙的硖石塑造成他们心中那个栩栩如生的形象。

其中，“打”就是用手锤与錾子结合，通过手锤发力，经錾子受力在石材表面上，将多余的材料去掉，由大到小，直到成型，即所说的“削减法”；“凿”即凿子（凿刀）在石材表面用手腕着力，同样采用“削减法”进行凿削，有时还要使用肩部用力进行凿削；“刻”即是用刻刀在石材平面或表面上进行刻划；“挖”是对石料进行深度凿刻，以达到层次感和立体感；“钻”是用小刻刀在石料上打眼或钻孔，并要经过三百六十度旋转式的刻凿方法才能达到镂空雕琢的效果。如要熟练掌握，少说也得有数年的从业经验才行，尤其是力道的把握，稍不留神，不但不能造出心中所要的那个鲜活的形象，还会把宝贵的原材料给废了。

峡砚具有磨墨快速、不损笔锋、蓄水不干、储墨不腐等特点，加之雕刻精湛，造型美观，砚上刻有诗词名句，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历史上与当时的“四大名砚”不分上下，在文风盛行的合川，深受文人的宠爱。相传，宋代著名的理学家周敦颐曾在养心亭（现在合川八角亭）著书立说时，使用的就是合川嘉陵江沥鼻峡所产的峡砚。自宋、明以来，峡砚更是受到无数骚人墨客的百般钟爱与称赞。

“峡畔茅屋僻，巧工凿石盘。启墨云龙舞，运笔虎榜悬。石腻堪如玉，工艺圣手传。贵似翰家客，四宝居一员。”这是明代合州人吏部尚书李实对峡砚的题诗。冯玉祥对合川的墨玉石砚台尤其赞赏，曾泼墨亲自书写“有志者，事竟成”和“卧薪尝胆，三千铁甲可吞吴”的名言警句。近代知名人士及书画家于佑任、谢无量、郭沫若等亦对合川峡砚题诗赞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