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出计算题

抗日战争时期，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许多狡猾的商人开始囤积居奇、投机倒把。不仅如此，他们还故意在粮食里掺杂了大量的石子、砂粒、稗子和霉烂的米。把这样的粮食卖出去，坑苦了老百姓，他们自己却赚得盆满钵满。

育才学校也买了不少这样的粮食，不吃又浪费，但吃了这样的米，又不能消化，导致得肠胃病的师生也越来越多。看到这一情况，陶行知十分焦急。为了保证师生们的健康，他不得不规定每天早晨用20分钟时间上一堂“选米课”：全校师生人人动手，把米里面的杂质一一剔除。

尽管如此，米里面的小砂子仍然很多，学生们吃饭时还是经常咯牙。学生们一嚼到砂子，立刻把一大口饭都吐了出来，食堂的餐桌上每天都可以看到一堆一堆的饭粒。

陶行知看到这个情况，摇了摇头，深深的叹了口气说：“这样下去怎么行呢？为了几粒砂子，吐出一口米饭，也太可惜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

一天，等大家吃完饭后，陶行知一个人留在饭厅里，走到每张桌子前，把米饭一颗一颗计了数，再按桌子分别包成小包，写上数字，带走了。第二天晨会上，陶行知很严肃地站到了讲台上，他环视台下的师生，语重心长地说道：“现在时局混乱，抗战也已到了最艰苦的阶段，加上奸商使坏，我们生活就更加困难！”陶行知不无内疚的说：“我这个校长没当好，让大家受苦了，请大家能够原谅！”接着，他话锋一转，有点气愤地说道：“粮食已经很少了，但有些同学却还是不知道爱惜，吃到砂子就把一口饭都吐了出来，我看了很痛心。昨天午饭之后，我数了一下每张饭桌上散落的饭粒，少的90多粒，最多的已经超过了600粒，这样下去，怎么行呢？”

听到这里，台下的同学们有的低下头，有的涨红了脸。陶行知接着出了一道算术题，让大家一起来计算，他说：“我们吃饭时浪费的米粒按每张饭桌上300粒计算，那么我们每顿饭浪费了多少粮食？如果把这些粮食算成钱以后，可以买多少发子弹？这些子弹又可以消灭多少敌人？请大家认真算一下。”

同学们便都开始计算起来，当得出答案时，都不禁伸了伸舌头，羞愧地低下了头。接着，陶行知又带着大家朗诵了李绅的诗句《锄禾》。他接着说：“同学们，现在粮食来之不易啊！我们这样糟蹋粮食，太对不起前方的抗战将士和后方辛苦劳动的农民伯伯们了！”

从此以后，同学们在吃饭时吃到砂子，总是特别小心地只把砂子吐出来，餐桌上再也见不到饭粒了。

陶行知向小学生认错

1932年，敌军查封了南京晓庄师范学校，师范附属小学被迫停课。附小的同学们自发办起了“儿童自动学校”，由学习好的学生当老师，连校长、工友均由学生担任，整个学校秩序井然、书声朗朗。

消息传出，教育家陶行知写了一首诗称赞：“有个学校真奇怪，大孩自动教小孩。七十二行皆先生，先生不在学生在。”

受到赞扬，同学们都很高兴。可是有个年仅八、九岁的小同学却找到陶行知，毫不客气地提意见：“照先生的写法，我们学校算不上‘真奇怪’。”

谁知，陶行知一点都不生气，反而和颜悦色地问：“小朋友你只管说，我的诗错在哪里？”那孩子指着第二行说：“小孩就不能教大孩吗？我们学校里，就有年级小但成绩好的小孩，做大龄同学的老师。要是像先生写的只是‘大孩自动教小孩’，有什么‘真奇怪’？”

“说得对！说得对！”陶行知立即认错检讨道：“小朋友，非常感谢你的指正，我马上就改。”说完，把“大”字改作“小”字，成了“小孩自动教小孩”。然后又问：“这样改行不行？”

小孩咧嘴笑了：“先生改得真快真好！”

报童工学团

上海静安寺附近车站，一群衣衫褴褛的报童在高声叫卖：“新闻报，大公报！”穿得光鲜亮丽的先生、小姐们连忙呵斥他们走开。

陶行知在等车，一群报童围住他。陶先生笑咪咪地掏出钱，向每一个报童买了一份报纸，报童纷纷找钱给他，他摇摇手说：“不用找了。”他拉着一个孩子的手问：“你们是逃荒来的吧？”孩子点点头。陶行知抚着他的头说：“真是苦了你们这群小朋友了。”

这时，来了一个外国巡捕，用警棍驱赶报童。陶行知用英语与他交涉，巡捕便走开了。报童们都感激地向他道谢，他却和蔼地说：“不用谢，你们快去卖报吧！”

几天后，静安寺的一条弄堂里，报童卖完了报都坐在地上。陶行知走来，孩子们齐声亲热地喊起来：“先生！先生！”陶行知与他们一起坐在地上说：“报都卖完了？”他拍拍身边一个孩子的脑袋又问：“你们什么时候有空？”“早上卖《申报》《大公报》，晚上卖《晚报》，只有中午有空。”“应该把中午的时间利用起来，学习文化知识，要过好日子没有文化可不行。”

陶行知将一个报童挽着坐在身边：“孩子，你们不会一辈子卖报，将来会有好日子过。有空一定要学文化，识了字人家就不会再欺负你们。”“读书？可我们没有钱买书和笔！”陶行知伸出手指说：“看，这就是笔。”他用食指在地上写了一个“人”字，大人小人的人，做人的人。

一位报童说：“我们没有书怎么办？”“你们每天卖的报纸就是书。你们识了字，会读报上的新闻，介绍报纸的内容，报纸才会卖得更快。”“没有老师怎么办呢？”陶行知想了一想说：“我每天早上提前几分钟来，教你们识字。谁识的字多，学得快，我就多买他的报纸。”从此，陶行知每天在静安寺附近的车站上教报童识字。

后来他请陈挺夫、方明来当小先生，在梵皇渡路荣庆里办了一个报童工学团。在报童工学团，这些穷苦的流浪儿童学识字、学文化，懂得了不少做人的道理，还有一些报童在陶行知的关心教育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陶行知洗衬衫

1939年7月，陶行知在重庆合川创办了育才学校，在普修课外，为一些有特殊才能的儿童，开设音乐、戏剧、绘画、文学、社会、自然、舞蹈等课，培育人才。这个学校办得有声有色，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专门人才。当时政治形势紧张，经济非常困难，为了把学校办下去，陶行知经常要为募集资金四处奔波，自己的生活也非常艰苦。

盛夏的一天，学生高缨听说书店到了一些好书，想去看看。可是自己不认识路，就想请陶行知陪他一起去。他来到先生窗前，那情景使他吃了一惊：先生打着赤膊，脸上、身上流满了汗水，正在伏案疾书。高缨不好意思地把自己的来意告诉陶行知，没想到被他一口回绝。高缨有些失望，但他很奇怪，先生平时最喜欢和学生在一起，也最愿意帮助人，今天是怎么啦？

陶行知好像看出了他的疑惑，手指着晾在窗外的衬衫说：“我很想陪你去书店，可是我的衬衫还没有干。过一个小时你再来，好吗？”高缨望着那还在滴水的白衬衫，心想：先生找借口吧？他说了一句“那就算了”，就不高兴地回去了。

过了一个小时，陶行知穿着还没干透的白衬衫，笑嘻嘻地来找高缨一起上街。后来，高缨还是想不通，就去问副校长马侣贤。马侣贤说：“大家都知道陶行知是个名人，可是有谁知道，他为了你们这些孩子，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为了坚持办学，他把自己的大衣和呢裤都送到当铺去了，好维持师生们的生活用度。夏天，他只有一件像样的衬衫，这也不稀奇呀！”

高缨听着马侣贤的话，眼圈红了，他的耳边又响起了陶行知上课时讲过的话：“为了劳苦大众，我们吃草也干；为了受苦小孩，我们要饭也干！”他的眼前出现了陶行知和同学们一起喝稀饭，鼓励大家“勒紧裤带共度难关”的情景，他仿佛明白了：为了办学，先生舍得一切。

站在教室外听课

陶行知自幼聪明好学，邻村的一位塾师认定这孩子长大后必然能成大事，就让他免费入塾读书。有一天下大雪，当陶行知赶到塾馆时老师已经开讲。他怕影响老师和同学，便站在门外，专心致志地听老师把课讲完。这种学习精神感动了塾馆里的每一个人。

陶行知有两句重要的名言，一句是：“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另一句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陶行知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教育”中去，确实做了一件“大事”。而他自己，却“不带半根草去”，只留下一世英名。

救援共产党员

刘季平是晓庄师范地下党支部书记，晓庄被封闭后他是最早被捕的同志之一，后来他组织难友一起越狱逃跑到上海。

1932年6月，刘季平第二次被捕，正在上海的陶行知知道后心急如焚，为了筹钱请律师，他找了好多朋友，甚至当掉了自己的一些衣物，终于在四个小时内筹集到钱去律师事务所，请了一位知名的律师出庭辩护。由于律师的据理力辩，法庭未判刘季平死刑，改为终身监禁，并转送东烟台监狱。

陶行知又立即写了一封亲笔信，派徐明清送到泰山交冯玉祥将军，因为当时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渠原是冯玉祥部下。陶先生在信中写道：“焕章吾兄，晓庄学生刘季平被捕，近已转送济南。敢仗鼎力救援。倘蒙援手，感同身受。弟知行拜上。”

冯玉祥见信后，立即找了韩复渠，尽力营救。韩复渠虽不敢贸然放人，但又不敢得罪冯玉祥，对狱中的刘季平也就没有多为难，拖了几年后便让刘季平出狱。

徐明清也是晓庄师范地下党支部负责人之一，曾任晓庄共青团支部书记。1932年春天，她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没有适当职业掩护，生活相当困难，她求助于陶行知。陶行知毫不犹豫，通过朋友介绍她到“上海一二八难民工厂”任教育科长。

当时，上海各界募捐给难民的物资很多，但却被厂方克扣私吞。徐明清发动职工与厂方进行斗争，发展了革命力量。厂方恼羞成怒，借故把徐明清辞退了。她离厂时，职工列队送别以示对厂方的抗议。陶行知知道此事后，赞扬徐明清干得好，是正义的行动，并交给徐明清一个新的工作，叫她在上海北新泾筹办一个新的工学团——晨更工学团，还对她说：“你们与山海工学团比赛，看谁办得好。”因此，徐明清又有了一个公开、合法的身份进行党的工作。

不久，敌人开始监视晨更工学团，而且要准备下手了。党组织决定让徐明清转移。经陶行知介绍，徐明清又到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办的女工补习学校当教员。徐明清继续在女工中宣传革命理念，发展革命力量。

1935年，由于叛徒告密，徐明清不幸被捕。陶行知先生立即设法营救，并派了晓庄学生陆静霞与陈露薇两人到拘留所探望徐明清。后来，徐明清被押解到杭州监狱。

时已仲秋，天气转凉，陶行知担心徐明清无衣物御寒，他就托女工朱冰如到杭州去送衣物。过了一些时候，冬天降临，陶行知又让朱冰如到杭州探望，说：“天冷了，再送点衣物去吧。”当徐明清再次接过了陶行知托交的衣物时，不禁感动得泪流满面。

陶行知为了营救徐明清，四处奔波，多方联系，经过他的努力和党组织的积极营救。1936年6月徐明清终于出狱，并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戴伯韬是晓庄师范地下党员。1936年他跟随陶行知参加了育才学校的创建工作。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反共，戴伯韬得到组织通知要赶快撤离。戴伯韬等五、六人隐蔽在陶行知住所的阁楼上。

有一天，陶行知回来告诉他们：“你们现在很危险，都不要再出去了！”风声越来越紧，不断传出共产党员被捕的消息。陶行知怕再住下去，会发生危险。使托人把其他几个人转移出去了，只剩下戴伯韬。敌人正到处寻找戴伯韬的踪迹，怎么办呢？他突然想到老朋友冯玉祥将军。

一天晚上，陶行知把化了装的戴伯韬悄悄带到巴蜀中学冯玉祥公馆。陶行知把戴伯韬介绍给冯玉祥：“他是我的学生伯韬，他没有地方住，想在你这里住一阵，你看行吗？”冯玉祥非常相信陶行知的为人，他毫不犹豫地表示了欢迎。

陶行知在告别戴伯韬时，紧紧握住他的手再三叮咛：“你要处处小心，一切听冯将军的安排。但愿将来我们还有见面的一天！”他说完转身向冯玉祥拱手告别：“焕章兄，一切多多拜托！”冯玉祥豪爽地笑道：“你的学生也就是我的学生，我会安排好的，你只管放心。”

戴伯韬在冯公馆住了一个多月。后来，冯玉祥让他装作士兵混在打猎的队伍里，将他护送出去，脱离了虎口。

（本栏目由李俐均周云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