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石泉（1913—1949），重庆云阳人。1938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到合川金子沱开展革命工作，曾任中共合川金子支部、特支、区委书记，中共川东临委上川东地工委第四工委委员、第七工委副书记等职。1948年8月组织参加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第七支队在岳池县伏龙乡的武装起义，12月因叛徒出卖被捕，1949年牺牲于重庆“11·27”大屠杀。

刘石泉，原名番，字世番，又名刘世香、刘世桓、刘尚戎、刘毅贤，化名晓声、简戎，1913年4月18日出生于四川省云阳县竹溪乡（今属重庆市云阳县人和街道）。刘石泉家庭贫困，早年丧父，9岁丧母，兄弟姐妹7人，从小就过着贫苦的生活。他在乡里看到地主豪绅横行乡里、花天酒地，穷苦百姓终年辛勤劳动，反而得不到温饱，深感世道不平，立志将来要为穷人找活路，因此喜欢“打抱不平”。

1929年，刘石泉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云阳中学，后因家境窘迫辍学回家。1934年在高阳乡等地教书。1936年，刘石泉来到万县念书。在此期间，正是国内军阀混战、列强瓜分中国、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东北的时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挽救民族危亡，刘石泉胸怀救国救民大志，决心投身到抗日救亡的群众斗争中去。

成为无产阶级战士

1937年夏，刘石泉在万县豫章中学初中毕业，经共产党员余晓东介绍，回到云阳县竹溪乡中心小学教书。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刘石泉怀着满腔义愤经常给学生讲解抗战形势，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他组织了抗日救亡宣传队到乡村和场镇，张贴标语，举行演讲，演出抗日话剧，教唱救亡歌曲，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还组织了竹溪乡学术研究会（后改名“读书会”），募捐筹集经费，订购了《新华日报》《解放》《群众》《全民抗战》《战时青年》等进步报刊，组织吸引大家阅读学习。刘石泉创办民众夜校，组织学术研究会等抗日团体，积极领导本乡的抗日救亡工作。在读书会和民众夜校里，他大力开展团结抗日宣传，竹溪乡的抗日救亡活动热火朝天地开展。

1938年春，刘石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刘石泉组建的竹溪乡民众夜校越办越红火，学员多，经费不足，又缺乏校舍。他便带领十多名夜校学员，直奔大恶霸地主王函东住处，理直气壮地去要他立即交出独霸的公田公产，然后又邀统战朋友前去做其工作，迫使王函东交出了已把持了几十年的十余亩公田和几十间瓦房的祠堂公产。斗争赢得胜利，受到群众称赞。

积极开展农民运动

刘石泉入党以后，刻苦钻研马列著作，如饥似渴地学习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的论述。他常向党内同志讲：“革命离不开农民，革命必须给农民带来好处，农民才会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舍生忘死地为之奋斗。农民在中国占绝大多数，有他们支持和参加革命，中国革命才会取得胜利。”他十分关心农民的利益，身体力行地从事农民运动。

1937年下半年，刘石泉把附近的农民组织起来，成立了农民互助会，并使之迅速发展到三四十人，通过开展农民自救互助活动，密切党和农民群众的联系。不久，县政府实施“复兴农村计划”，刘石泉借机争取刘凤章（云阳县参议员）的支持，将农民互助会改建为刘家坝农村信用合作社，从而向县合作金库贷款1000余块银元，及时发给百余户入社农民，解决了他们的急需。

1938年春夏之交，经党组织同意，刘石泉通过党的统战关系，争取到竹溪乡第九保保长和乡公所民政干事的职务。此后两年多，他利用这种合法身份，把土豪劣绅玩弄于股掌之间，尽力保护了农民的利益。

被迫转移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加之中共云阳县委一委员自首叛变，使早被国民党云阳当局看作眼中钉的刘石泉处境十分困难。3月的一天，中共云阳县委通知他立即转移。这时，他既是双江、竹溪、黄石、九龙、盘石等地区党组织的负责人，又是十余口人的一家之主，具体问题较多。但他迅速对小江地区几个乡的党组织作了周密的布置和妥善的安排，当晚，连向亲人告别的话都没讲一句，便乘着夜幕，离开了故乡。步行八九十里路，次日上午到了万县安徽旅鄂中学，找到了在这里念书的侄儿、共产党员刘钜卿（刘石泉负担其念书所需经费）。向他讲明了风云突变、乌云密布的形势，告诫他一定要坚定革命信念，经受住考验，并叫他转告家人“团结一致，克服家庭困难”，送其一本《联共（布）党史》，再三叮嘱要“认真学习，做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然后化装乘船赴渝。

1941年，刘石泉转移到重庆，在重庆大学、女子师范学院等大专院校开展学运工作。1942年初，刘石泉调到江北石船中心小学教书。刚满一年，由于工作的需要，又到川东一带从事党的工作。

在金子乡开展农民运动

1945年7月，受中共中央南方局派遣，刘石泉到合川县金子乡开展农运工作。通过南方局先期派遣的以乡长职务为掩护的共产党员陈伯纯，谋到了乡政府师爷职务作掩护，努力开辟新区工作，积极发动组织群众，大力组建党组织，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

1945年9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又增派张伦到金子乡中心小学任教，收编地方武装。当月就在金子乡中心小学成立中共金子支部，刘石泉任书记，直属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到1946年11月，金子沱一带的党员已发展到13人，改金子支部为特支，刘石泉任书记。到1947年11月，金子沱地区发展了党员近200人，农会会员上万人，武工队员近1000人，影响所及达40余乡，金子特支扩建为金子区委，刘石泉任书记。

在合川，刘石泉紧密联系农民群众，金子乡的男女老少都亲昵地叫他“刘师爷”；有人称王称霸欺负贫弱时，他总是以“履行乡民政干事的职责”为名，挺身而出打抱不平；他努力办好流动的农民夜校，让更多的农民群众受到教育启发，识字、提高觉悟；然后，建立群众组织，开展群众斗争。刘石泉利用民间习惯而又能公开的组织形式，发动群众组成生期会、姊妹会、互助会，从中发现和培养农民运动积极分子，继而秘密地组织了农民协会、三抗社。到1947年，金子乡14个保普遍建立了农民协会，并发展到周围十多个乡及武胜县真静、农旺、街子、清平等乡，农会会员达万人以上。在农会成立大会上，刘石泉宣布：农民协会是维护农民利益的群众组织；目前就是要组织农民群众反对抽佃、加租加押，实行“三抗”（抗丁、抗粮、抗捐税）斗争。为此，刘石泉在建立和发展农会组织的基础上，组建了三抗队，开展反征兵、反征粮、反征税的斗争，以破坏国民党反动派的兵源、粮源和财源。

刘石泉心里揣着一团火，把金子乡农民运动的革命烈火熊熊燃烧起来。因身份暴露，1948年初，刘石泉从金子乡转移至肖家、岳池等地活动。

参加华蓥山地区武装起义

1948年7月，中共川东临委决定：在华蓥山区域的广安、岳池、武胜、合川、渠县发动起义。作为上川东地工委第七工委副书记的刘石泉，担任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第七支队政治部主任，同张蜀骏、杨奚勤等发动和领导了岳池伏龙起义。

8月22日，七支队300多名武装起义的指战员以及成千的贫苦农民，在岳池县伏龙乡走马岭举行誓师大会。随即，起义部队开到伏龙街上开仓济贫。然后，七支队以佯攻县城姿态，在各乡迂回，壮大军威，途中多次与警察、乡丁交火。27日上午，七支队在渠河以西的岳池县裕民乡，与岳池县警察中队鏖战中，一举生擒警察12人，缴枪14支。

敌人把这支起义部队视为洪水猛兽，立即调集了省保安团、重庆内二警总队以及附近几个县的反动武装共一万余人，对起义部队疯狂进行“围剿”。

27日晚，刘石泉率领合川武工队员60余人赶到武胜县黑耳场水洞湾，与七支队会合，起义队伍增至400余人。

28日上午，起义队伍进行整编。下午，刘石泉等率领部队准备出发时，忽报敌人已控制周围山头，前锋逼近营地50米处的井边。刘石泉临危不惧，镇定自若地指挥部队突围，命秦耀、伍俊儒带领数名神枪手，跃登左侧断桥，对井边敌人开火。当敌机枪手中弹倒地、敌火力被压下来后，刘石泉冲入敌阵，打开一条血路，掩护战友突围，终于使部队转危为安。为保存这支革命力量，刘石泉等研究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隐蔽。他语重心长地对战友们说：“我们留下来的同志就是革命的火种，将来转移到哪里，就要在哪里发展壮大党的组织，点燃革命的火炬。”

临危转移安置革命力量

起义失败后，刘石泉转移到重庆，肩负成批同志的转移、安置等艰巨复杂而又十分危险的任务。当时，仅与他同时抵渝的干部就有20多人，还有不少游击队员将陆续到达，但能在重庆安置社会职业的只是个别的，多数人要通过组织转移到外地。在他们离开重庆之前，要解决吃住，离开重庆时还得提供足够的路费。为此，在重庆党组织的关怀支持下，刘石泉多方奔走。一天，廖宁君在街上见到他，关心地对他说：“刘大汉，你是在敌人通缉令上的重要人物，要特别注意小心，活动要更加隐蔽些呵！”刘石泉风趣地回答：“怕么子，我脑壳上又没有刻字，哪个晓得我是共产党？”接着，又坚定地说：“我就是被敌人抓去，也没有么子不得了，为革命而死，死有何憾！”上级党组织也十分关心刘石泉的安全，叫他撤离。他说：“这么多人要转移，要吃住，在这紧急关头，在革命需要我的时刻，我能只顾自己的安全而离开吗？为了党的工作，这条命豁出去了！”

刘石泉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他穿的衣服，常常是刚在这里要来，又在那里脱给了缺衣的战友；从早到晚忙碌一天，往往只靠几个烧饼充饥。为了轻减组织上的经济负担，他上街去卖冰糕，还卖过报纸。就这样，他在走街串户，声声“冰糕”“买报”的叫卖声中，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赋予的任务。

被捕入狱

1948年12月的一天。刘石泉赴约，去见由华蓥山转移到重庆安排在临江门茶馆作茶房的陈某。不料陈已先期被捕叛变。当刘石泉刚步入茶馆大门时，几只乌黑的枪口对准了他。

敌人把刘石泉关押在石灰市监狱，后提到重庆行辕二处刑讯，捆绑吊打，要他交出党组织。他料定自己是被叛徒出卖，于是，毫不含糊地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同时郑重宣告：“组织情况属于党的机密，是不会讲的！要打要杀随你便！”特务又把他按倒在老虎凳上加砖，他大喊大叫后故作瘫痪不支，闭目缄口。随后，敌人把他押到渣滓洞监狱，囚禁在楼下第八室。

狱中斗争

黑牢，锁住了刘石泉的身，但关不住他的心。入狱以后，他的言行堪称难友们的楷模。难友们衣服破了，他帮助缝好；难友们病了，他千方百计地找药；牢房脸盆坏了，他主动设法修理；洗水池、冲厕所，他总是走在前头；难友们学习有困难，他耐心辅导；他自己的学习也从未间断。同时，刘石泉把更多精力和时间，放在了如何使难友们早日冲出牢笼，策划越狱和营救工作上。入狱不久，刘石泉就与难友们一起，对特务进行策反工作。他们采取区别对象，谨慎从事，指明前途，晓以大义，政治攻心，扶持贫困，资助经济等多种办法，促使特务从敌垒中分化出来，为难友所用。刘石泉通过策反对象，使狱中与重庆党组织的林向北等接通了联系；通过策反对象，送出了由刘石泉组织绘制的渣滓洞监狱牢房地形图。他以共产党人钢铁般的意志，用手指甲在牢房墙壁上，一笔一划地刻下了“狱中大事记”，把对敌人的仇恨深深地埋在了心底。

在狱中，刘石泉还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一根竹片易折断，捆成把把扳不弯，打倒老蒋分田地，我们必须抱成团。”

英勇牺牲

正当刘石泉带领难友们加紧越狱准备时，狡猾的敌人突然合并监舍，调换牢房。有组织、有准备的应变计划落空了。

1949年11月27日，人民解放军威逼重庆，敌人似秋后的蚂蚱，发出了绝望的哀鸣，对囚禁在渣滓洞监狱的革命志士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刘石泉，这位英勇的共产主义战士，同难友们一起高唱《国际歌》，高呼“打倒蒋介石！”迎着敌人罪恶的子弹，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时年36岁。

素材来源：区委史志研究中心